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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系列解读①短期对策与长效措施并举 坚决防止整村整乡返贫******

　　作者：郭君平、刘合光、曲颂，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近期，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要继续压紧压实责任，把脱贫人口和脱贫地区的帮扶政策衔接好、措施落到位，坚决防止出现整村整乡返贫现象”。这一重要论述是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坚决防止出现规模性返贫”精神的深化细化和实化，明确了未来区域性防贫战略应以脱贫不稳定村（乡）、边缘易致贫村（乡）为基本瞄准单元。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底线任务，防止出现整村整乡返贫现象则是底线的底线，必须坚决防止整村整乡返贫。

　　整村整乡返贫，顾名思义，是指某一建制村或乡镇区域内同时出现较大数量的返贫人口；相较因变故或生计挫折所致的偶发性、零散型个体返贫现象，整村整乡返贫是外部风险冲击与群体贫困脆弱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兼具短期集中爆发、局部密集返贫、传染效应以及链式反应等多重特征，其发生机理与社会影响更为复杂，亟须引起各界更多关注和重视。

　　当前，受国际形势变化、新冠疫情反复、极端天气冲击、地质灾害多发以及政策缺位或退出失序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给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带来较大挑战。例如，部分地区出现农畜牧产品严重滞销、卖难问题，导致一批脱贫监测户的经营性收入大幅减少；部分地区外出务工渠道受阻，灵活就业岗位供应不足，导致一批脱贫监测户（被迫返乡）的工资性收入断崖式下降；部分地区为防控疫情实施了不同程度的交通管控，导致一批脱贫监测户的生产资料难以得到及时补充（经营成本上涨）；部分地区遭受多种自然灾害，导致一批脱贫监测户“因灾返贫”等，不一而足。

　　那么，如何防止整村整乡返贫？这既需要短期采取保障性防范性对策，也需要长期采取长效性发展性行动。

　　从短期来看，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手紧抓综合保障，兜底覆盖脱贫监测户的基本生计。对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和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脱贫监测户，要全面落实农村低保、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障以及特困人员救助等综合性社会保障措施，切实做到应纳尽纳、应保尽保；对因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伤害、重大疾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自然灾害等导致基本生活暂时陷入困境的农户给予急难社会救助。另一手紧抓防贫保险，及时化解脱贫监测户的生活生产风险。鼓励各地多渠道筹措社会帮扶资金，为脱贫监测户购买防贫保险。防贫保险立足“未贫先防”和“扶防结合”，通过“政保联办、群体参保、基金管理、阳光操作”的运作模式，以市场化机制筑牢返贫致贫“拦水坝”，可确保脱贫监测户的可支配收入相对稳定，从而有效解决边脱边返、边扶边增的“沙漏式”减贫困境。

　　从长期来看，应多管齐下，形成长效机制。一是培育特色优势产业，强化产业帮扶。始终把乡村特色产业作为致富支柱，按照“因地制宜、依托资源、突出特色、连片开发”的要求，构建“一村一品”“一乡一业”农业产业体系；同时，健全产业利益联结机制，通过产业奖补、技术指导、小额信贷、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让脱贫监测户“嵌”入“产业链”，从而获得更多产业链增值收益，实现收入持续稳定增长。

　　二是瞄准返乡脱贫劳动力，强化就地就近就业帮扶。主要举措包括开发公益性岗位稳岗、支持农村创业增岗、推广以工代赈拓岗以及壮大县域经济扩岗。

　　三是发展壮大新型集体经济，让成员公平共享更多红利。新型集体经济在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优化农村分配秩序、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均有积极作用，未来可在明晰村集体内部成员权的基础上，以股权为纽带跨村建立集体经济联合社，探索集体经济多村联营制，以最大化实现“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

　　四是开展“志智双扶”，提升脱贫监测户自我发展能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扶志”与“扶智”仍是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指出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这既是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对持续抓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庄严承诺，更道出了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所在。因此，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还应帮助脱贫监测户破除“等、靠、要”思想，不断增强“自我造血”机能。

　　“胜非其难也，持之者其难也”。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之后，防范化解整村整乡返贫风险、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和前提，各地尤其是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和易地搬迁集中安置区应聚焦政策衔接，千方百计为薄弱村（乡）脱贫监测户增收创造条件，优化整合各方资源，下足“聚力增长”功夫，做实精准帮扶文章，稳步向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砥砺奋进。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1AZD035)和北京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的对外传播力提升研究”(20LLGLC066)的阶段性成果）

人工智能时代，如何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当前，国际环境错综复杂，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等事件加速世界大变局的演进，国际舆论场变得更为复杂。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与发展一方面推动国际传播生态变革，另一方面也对我国国际传播带来挑战。如何有效应对这些挑战成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课题。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推动国际传播生态4大变革

　　人工智能与媒体融合进一步加深，推动国际传播向着更加智能化、精准化、个性化的方向发展，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影响国际传播格局的重要变量，改变了国际传播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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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播主体发生改变

　　随着信息技术发展，信息传播已经进入“万物皆媒、人机共生、算法推送”的智能时代。社交机器人成为公共议题的重要制造者和传播者。以杜莎迪亚、格雷厄姆·米勒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社交机器人已不再是单纯的工具，而应当被视为一种具有参与性的社会主体”。在国际重大议题的讨论中，社交机器人十分活跃且已经成为影响或干预公众选择的重要因素。根据牛津大学报告显示，2020年全球有81个国家利用社交媒体传播有关政治的相关信息。国际传播生态已经由之前完全由人主导转变为“人机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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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赋能国际传播内容生产与分发

　　人工智能技术不仅催生了新的传播主体，还助力传播内容生产与分发。在内容采集环节，自然语言处理结合深度学习模型，在寻找新闻线索时可以挖掘出更多非结构化信息，提升内容采集的效率和质量；在内容生产环节，机器写作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推动内容编辑向“人机协同”的智能化模式转型；在内容分发环节，通过大数据和算法推荐能够准确定位国际受众，实现对特定用户个性化需求的精准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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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国际传播信息形态

　　传统信息形态主要是文字、图片、视频等，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国际传播形式，可以实现多模态信息结构，催生场景化、沉浸式、具身性的互动与传播。首先，计算机视觉、智能语音合成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广泛赋能国际传播中AI形象的建构；其次，“5G+人工智能+VR/AR”的传播模式正在不断延伸着人们的视觉和听觉感知，以更为丰富的传播形式助力我国国际传播，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多元化路径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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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辟国际传播新赛道

　　国际传播话语权与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密切相关。进入新媒体时代，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互联网参与到国际传播中，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超级大国垄断国际传播的局面。智能传播时代更是将这种扁平化趋势进一步扩大，尤其是在国际重大议题中，传统的边缘或半边缘国家通过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手段释放出更大的“声量”，从而对舆论走向产生一定程度的干预。国际传播话语权博弈在一定程度上跳出政治、经济框架的束缚，转而进入技术竞争的新赛道。

　　智能传播技术

　　对我国国际传播的4大挑战

　　社交机器人等智能传播技术开始具体应用到互联网信息场中，成为不可忽视的一股舆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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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交机器人干预舆论

　　社交机器人的介入使我国面临的国际传播环境越来越复杂。社交机器人参与公共议题讨论，影响舆论的真实呈现。北师大新媒体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发现，在中美贸易争端、新冠肺炎疫情、北京冬奥会、俄乌冲突等议题的涉华舆论中，社交机器人产生的信息占比在20%-30%之间，且带有一定的政治倾向性，成为影响国际涉华舆论走向的重要因素。社交机器人已经成为国际舆论博弈和意识形态较量的重要工具，基于技术的智能传播也将成为未来国家间竞争的关键角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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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法推荐可能成为舆论干预的工具

　　在人工智能时代，算法成为主流信息处理和分发方式，为实现精准化的国际传播提供了实践路径。算法的“不可见性”直接导致了信息传播的“不透明、不平等和不真实”。在国际传播中，算法推荐容易强化某一方信息和意见的风险，这种算法偏见在潜移默化中会加剧“过滤泡”效应，导致不同文化圈层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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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度伪造影响国际信任

　　深度伪造技术最初指的是基于深度学习的人像合成技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深度伪造技术已发展成包括“视频伪造、声音伪造、文本伪造和微表情合成等在内的多模态视频欺骗技术”。近年来，基于深度伪造技术的政治活动迅速发展，主要包括通过换脸、重新投射、口型同步、动作传递、图像生成等方式伪造领导人照片或视频、篡改新闻事实，这让虚假信息更加难以识别，导致谣言迅速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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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数字平台竞争

　　借助数字平台、物联网技术和数据处理能力，具有人工智能技术优势的国家正在形成强大的数据话语权。以谷歌、脸书、亚马逊等为主导的新型跨国数字平台，通过“数据收集、算法驱动、智能运转”等数字化方式，正在全面重构国际传播格局。如何看待平台在国际传播中的角色发挥，值得进一步研究。

　　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

　　3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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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国际传播渠道建设，打造全球数字平台

　　国际传播渠道不再依赖于传统媒体而是转向数字化的媒体平台。在数字平台中，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传播主体，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加深。一方面，我国在国际传播中通过“借船出海”，即在推特、脸书等社交媒体上开设媒体账号达到了一定的传播效果；另一方面，也要有在“全球中国”的视域下思考数字化国际传播的实践路径，鼓励有技术竞争力的互联网公司开展国际化运作，通过平台出海提升我国的国际传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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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话语表达形式，主动参与国际议题设置

　　在新的国际形势和传播语境下，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既要注重话语内容创新，也要注重话语形式创新。一方面，立足中国实践，将中国话语融入国际话语体系，打造基于共同价值观的话语优势；另一方面，充分利用人工作智能、VR/AR等技术，建构基于多模态场景的话语与叙事表达。在话语创新的基础上，我国媒体要积极主动参与国际议题设置，把握国际传播规律，充分了解国际受众需求，针对不同的议题选择合适的传播策略，增强我国国际传播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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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对跨学科的国际传播人才培养

　　新的媒介环境造就了新的舆论生态，也对国际传播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教育部和中宣部在2018年发布的《关于提高高校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能力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提出：“要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家国情怀、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全媒化复合型专家型新闻传播后备人才”。在国际传播工作中，需要加快建设具有跨学科背景的国际传播队伍。积极拓展本学科与计算科学、数据科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培养既熟悉传播规律，也掌握传播规律的复合型人才，只有了解智能传播规律的人才才能有效开展国际传播工作。

　　作者：张洪忠 赵蓓 (张洪忠系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赵蓓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博士后)

　　来源：“中国网信杂志”微信公众号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